叶永烈:我的作家之路“毕业”

2020-03-27 16:34:10 来源: 兰州信息港

作者:武云溥

写作缘起

决定从事“文革”研究和写作的缘起,是1981年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转播,震动很大。我发现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更加触目惊心。另外,那时我还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本讲述纳粹德国历史的巨著,也让我深深震动。“四人帮”也叫“”,“文革”十年我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作为上海作家,我想自己写作这段历史,会比其他地方的作家更占优势。所以在2十年的时间里,我跑遍上海、北京乃至全国,大量查阅“文革”档案和资料,寻访亲历者,包括陈伯达、王力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留下他们的口述历史。

我们写历史,常常堕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以“后来”定“当初”。一个人后来成了坏人,那他当初也一定很坏,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有意隐去或增加某些内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带有明显的立场。比如1948年在城南庄脱险,陈伯达是救了的,可是连聂荣臻的回忆录里也不提陈。由于陈伯达后来成了“文革”的主犯之一,人们写到他的时候就讳言这个事情。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在写作中遇到矛盾的材料,就必须仔细甄别。当时就是当时,后来就是后来,江青当年也走过一段革命的路,我书里就没有写她是“叛徒”。

史学研究历来重视文献,文献的“文”指档案材料,“献”就是口述史。我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就在于对“献”的重视。那些档案,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的,有可能过个几十年、上百年,后人能很方便地查阅。但是当事人愈来愈少,我当年采访的许多人现在都已经离世了,所以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没法复制。我很看重这类原创性,也相信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此。

命笔3难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的是非之地。

写作《“四人帮”兴亡》,主要存在着三大困难:

1是采访难。这本书建立在大量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文革”的直接当事人常常很敏感,不愿开口,所以这类特殊的采访是很艰苦的工作。

二是写作难。本书是从“四人帮”每个人的发展历程切入,事实上描绘了全部“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四人帮”的兴亡,贯穿十年“文革”始终,触及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人,写作中要特别注意分寸的掌控。事实要求高度准确,哪怕一两句话有出入,可能就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NextPage]

3是出版难。1986年就曾有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准备出版,结果在书稿付厂排印后又因故停止,直到1988年才陆续出版了本书的初稿,也就是王、张、江、姚四人的传记。这次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3卷本《“四人帮”兴亡》,经过新闻出版总署审批,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才最后通过。

以“文”入史

这本书应当说是用文学的手法来写历史,由于我是作家,用作家的眼光来看,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虚构的,但细节一定要充分,重视可读性。我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就是捕捉细节的职业,而史书往往不会这样写。比如“四人帮”被捕之前,我都写到了,江青那个下午还在摘苹果,王洪文那天正在看电视,一直到时间差不多了,他的秘书喊他,老王,该走了。他才走出去。姚文元离开家的时候,夹着一个公文包,匆匆忙忙就走了,他妻子还追出来讲,你帽子忘戴了。这些都是真实的细节,虚构就没有意义了。有的作家写江青被捕时又哭又叫的,这就不对。我做那么多采访的目的,就是让当事人还原当时的环境和细节。

这部书还要继续做补充和修改,由于好多历史的真相还没有搞清楚,我的采访和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很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他们对本书给予了肯定,在审查中也没有太多的意见,修改也比较简单。

  (编辑:李明达)

宝宝积食咳嗽有痰
经期延长要吃什么药
6岁儿童口臭
月经量多如何补血
本文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