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斩断权力干预司法黑手

   司法权与地方党政权力之间，实质上并未建立起强有力的绝缘设计，这已经成为行政权力能够干预司法的重要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现实，法院和检察院将如何防范权力对司法的干预？

 

一位在基层做过书记的干部回忆：在当市委书记时，有人想让我干预一起法院审理的案件，我回复说，法院独立审案子，自己无权干预，结果这位请托人拍着桌子吼道： 全市都归你管，法院还能不听你的！

新华社记者调研时采访了这位干部，随后的报道引发热议。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应松年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影响公正司法的外部因素，不外乎权力、人情、利益等。

事实上，请托人对于权力在司法领域的 魔力 存在幻想，往往来源于现实中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种种怪现象。

北京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方工 月 日撰文称，多年来一些党政机关或领导干部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等干扰司法活动的行为，妨害着法治建设，困扰着司法者。

201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公布全面深化改革意见。这是对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响应。

如何斩断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 黑手 ，在法院和检察院的深化改革意见中均有涉及。

建立防止司法干预 防火墙

权力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例见诸报端的，不乏先例。

本报曾报道，安徽淮北一起涉嫌挪用资金罪案，案结8年后，办案检察官孟宪君选择到最高检去自我举报， 我办了错案。  他称，曾有市委某领导要求，无罪也要起诉。2014年11月20日，安徽省高院对此案启动再审。

在妻子薄谷开来等人投毒杀人案中，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将此事告知。次日，在未报经公安部批准的情况下，决定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据案二审判决书认定，的上述行为，是导致薄谷开来涉嫌投毒杀人案不能依法及时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2010年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械斗。事件的根源是矿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 民告官 案。

案件经榆林市中院判决，陕西省高院裁定，却得不到执行，致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个人名下。面对生效的判决，该省国土资源厅召开 判决 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纠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

面对如此严峻现实，法院和检察院的深化改革意见如何防范权力对司法的干预？

2015年2月15日，最高检率先在公检法机关里发布《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 2017年工作规划）》，就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检察改革提出六大重点任务、42项具体任务。

深化检察改革意见中提出，要明确上级检察院依法对下级检察院实施领导的途径及方式，严格区分内部行政管理权与检察官依法行使司法职权的界限。建立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

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羊年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最高法提出，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这是对四中全会决定的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主要目的是通过创新制度、加强监管，制约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法院深化改革意见公布后第二天上午，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会议指出，这对促进司法公正、抑制司法腐败具有制度性意义。出台这个规定，就是要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 红线 ，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 防火墙 和 隔离带 ，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

需要有一系列配套制度

记者在采访时经常听到一致的观点：行政权力能够干预司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权与地方党政权力之间实质上并未建立起强有力的绝缘设计。

对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要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能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不能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保证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与法制社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朝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邢吉华。他表示，对于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情况，现有的司法体制改革，只能一定程度减少，但避免不了。

邢吉华认为， 权力干预司法，要杜绝很难。 他说： 省统管下的干部管理仍然存在问题。像地市的一把手检察长是省里考核，省里说了算，地方党委有参与权。但其他人并没有变化，四大班子成员还是以地方为主。此外，省和各市的联系也紧密，现在地方的发展是主导型，涉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党委领导不可能不协调。

目前的现实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财物等诸多方面受制于外力。因此，学界以及实务界的共识是，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司法机关必须去地方化，才能从根源上杜绝干预。

2014年6月，中央选择上海、广东、 、湖北、海南、青海、贵州七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其中就包括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内容。

2015年 月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与法制社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

周光权表示，要贯彻落实好改革的方案，需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

我们现在检察机关的工作推进有过于强烈的行政化的色彩，内部的审批相对烦琐，领导的决策、上级的决策对办案人员的判断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影响，导致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怎么样通过对这套改革方案的细化来建构配套的、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体制，我觉得需要考虑。 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则在接受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主张，法院内部也必须去行政化，法官在判案时要独立审判，不要让庭长、院长进行把关， 一把关就有行政干预的机会 。上级法院也不用改判率、调解率来控制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而保证上下级之间去行政化。

书记市长不要给法官打电话，领导不要用行政权力要求法官讲 社会效果 。 朱征夫说。

对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方工也认为，有效遏制权力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系统工程，既要在司法领域下功夫，建立健全有效制度，也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努力，做好相应的基础工作。

人大监督，纪检追责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制约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当时学界便反响如潮。

比如一个案件，市长给法院院长打电话干预，院长不报告如何记录？如果由法院进行记录，院长不让记录的话，还能不能保证记录到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甘超英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治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也提到，现在许多地方存在隐性干涉的问题。她说，一个地方要大拆大建，可能会把法院和检察院的相关干部召过去开会，对他们提出 服从经济发展大局 的要求。如此，就会变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在王敬波看来，要保证法官进行完整如实的记录，必须避免记录通报制度仅限于当地的党政小圈子。 如果不能摆脱，可能连记录都做不到。

王敬波还提到，行政级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法院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形成压力。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要保证法官和检察官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应赋予法官和检察官相应的权力。如果出现有人打招呼或递条子来干预司法，而法官不做记录的话，要追究其责任。

对此，在2月26日最高法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也向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提问，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问卷存查机制，现在批示函件相对来说白纸黑字好识别、好记录， 如果变成电话、打招呼，从言传变成意会，咱们有没有对应的措施？

贺小荣答称，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规范。仅仅靠记录和通报制度还不足以完善这个制度，要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这是最关键的。

同时我们建立了裁判文书的公开说理制度，一个裁判文书不可能不讲理。如果你接受了一个领导干部的干预，你可以把一个裁判文书说得背离法律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加大了司法公开的力度，加大了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也就杜绝了这种不当的干预和非法的干预，让这些非法的干预无立足之地。 贺小荣说。

制度设计是好的，但落实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这项制度如何监督很重要。 甘超英说。

他认为，在重大案件的审委会会议上，院长应该把党政领导对案件的想法说出来，并记录在案，一旦以后出了事，就能进行追责。 如果是领导干预，应该由人大进行监督，如果是党委书记，就应该由纪检部门监督追责。

（本社记者张晓娜、王涵、李晓健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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